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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半个世纪，阿加莎的文学影响力未曾衰减，她的作品被翻译成超过100种语言，全球销量超20亿册，她也因此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同时作品被翻译次数最多的小说家。除了这些耀眼且庞大的数据，阿加莎和她的作品还推动了推理小说从19世纪被当作消遣性的“智力体操”转变为20世纪的严肃文学，她的继任者P.D.詹姆斯在文集《推理小说琐谈》中评价她，“比同时代的任何作家都更成功地将侦探小说确立为流行文学的主要形式，将原本可能仅仅是‘益智游戏’的东西转化为引人入胜的叙事”。推理小说史学家朱利安·西蒙斯在著作《血腥的谋杀》中视她为“伟大的情节编织者”，“将侦探小说作为‘欺骗游戏’推向了完美的巅峰，而这种游戏本身已成为我们的文学经典”。

　　小说中的马普尔小姐就终生未婚。关于“马普尔”这个名字的来源，一种说法是它来自阿加莎曾经过的马普尔火车站，另一种说法是它来自阿加莎姐姐家附近的马普尔庄园。马普尔小姐最早出现在阿加莎1927年出版的短篇集《十三难题》里，第一部以她为主角的长篇是1930年的《牧师公馆谋杀案》，她一共参与了作家笔下的12部长篇和20个短篇。阿加莎对这一角色的塑造既挑战了当时对老年女性的刻板印象——一位看似脆弱不起眼的老人，内心却拥有“如狐狸般狡猾”和“如老鹰般敏锐”的智慧，我们也借由马普尔小姐的视角观察到20世纪英国乡村，从阶级森严的维多利亚时代向秩序崩塌后更加复杂的现代社会完成的转变。

　　东方快车的现实原型是1919年开通的辛普伦-东方快车，它从伦敦或巴黎出发，途经瑞士、米兰、威尼斯，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因为舒适的体验和沿途美景，这条线路迅速成为皇室、外交官和名流的首选，阿加莎就是它的常客。她创作《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灵感来源于跟这趟列车相关的两次事故。一次是她在1931年12月从伊斯坦布尔乘车返回伦敦，由于连日暴雨导致洪水，列车在土耳其境内一段被冲毁的铁轨附近停运，她被困约24小时。她在给丈夫的信中详细描述了被困的经历和车上的旅客，信里提到的一名美国女士成了书中赫巴德夫人的原型。

　　现实中的东方快车经历了创建初期的黄金时代，二战后，因为航空运输的兴起和欧洲跨境普通快车的普及失去竞争力，在1977年停运。2025年，雅高集团宣布推出新一代东方快车，列车在设计和宣传上自然没有错过阿加莎这个点，它的车厢内部大量使用了小说中描绘的莱俪玻璃镶嵌和精密细木镶嵌，保留了“黑鸟与葡萄”图案的玻璃面板等经典元素。2025年4月首航的列车还打出了“带有一抹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黑质感”的宣传语。

　　相比《东方快车谋杀案》，《无人生还》更是将“暴风雪山庄”模式推向极致。阿加莎将10个互不相识、各怀罪恶的角色困在孤岛，由于通讯切断、天气恶劣，外部力量完全无法介入，她又叠加了“童谣杀人”模式，把《十个小黑人》这首童谣作为杀人预告和执行标准。完美的剧情衔接，充满恐惧和逼迫感的氛围，没有侦探的故事设定和全员死亡的震撼结尾，《无人生还》是各种阿加莎经典元素的集大成者，作为历史上销量最高的侦探小说，共售出了1亿册。

　　阿加莎一生创作的66部侦探长篇里，接近一半的作品都以毒药作为杀人手段，在她笔下，死于毒杀的角色超过30位。这些毒药种类繁多，有铊、锑之类的重金属，紫杉碱、洋地黄等植物提取液，士的宁、氰化物这样的化学合成物。《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里，艾米丽中毒后身体弯成弓形，就是因为这种叫十的宁的神经毒素会引起猛烈的肌肉痉挛，让中毒者角弓反张。在少数作品中，阿加莎还会因为情节需要虚构毒药，比如出现在《法兰克福复仇记》中的本沃（Benvo），这种化学制剂可以让受害者变得异常顺从，从而被他人操纵。

　　阿加莎展现出对药理精准且丰富的认知，这一点从她的经历中可以找到源头。1915年一战期间，阿加莎在托基的一家战地医院担任志愿护士，随后转入医院药房工作，并于1917年通过考试取得了药剂师助手资格。在那个药品并非预包装成品的时代，她的工作是手动称重、混合各种化学物质来调制药剂。英国历史学家珍妮特·摩根撰写的阿加莎传记，提到作家当时的日记中包含了对“各种物质的外观和性质、其来源、活性成分以及与之不相容的物质”的描述，这让作家积累了大量关于毒药的知识。

　　这份“危险”的工作让阿加莎开始构思怎样用毒药写作，她在自传中提到，“正是在药房工作期间，我第一次萌生了写侦探小说的念头”。她的第一部侦探小说关于毒杀，她创作的首位侦探波洛曾在药房工作，她后来又将药剂师考试时，那位口袋里装着箭毒的怪异导师P当作原型，创作出了《白马酒店》里的反派。二战期间，阿加莎再次回到药房，在伦敦大学学院医院的工作更新了她对新型药物和重金属毒物的知识储备。她对铊的认知就来源于此，铊也是《白马酒店》中亮相的毒药。

　　阿加莎的身份也从随行家属转变为考古队成员，她发明了“面霜清洁法”，用稀释后的面霜配以细毛笔和细针清洁文物，因温和有效，这种方法成为了当时针对文物的临时性标准保护手段。凭借侦探小说家对逻辑和细节的敏锐，她将数以百计的陶器碎片和象牙残片像拼图一样重新组合。她还承担了影像记录的工作，留下的照片和影片已经是研究这些消失遗址的重要文献。她利用自己作为畅销书作家的丰厚收入，为丈夫多次考古挖掘提供资金资助，亲自管理整个营地的账目、物资供应和雇佣当地工人的事务。这些因考古引发的“第二人生”都被记录在了自传随笔《说吧，叙利亚》中。

　　从婚姻挫败中走出的阿加莎将那段考古经历视为“我经历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她也逐渐意识到，考古方法与犯罪重建过程之间的相似之处，创作出了众多以中东为背景，融入考古元素的侦探小说。她1936年出版的小说《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讲述一名考古学家妻子被谋杀的故事，背景设定就是乌尔的考古发掘现场。1938年的小说《死亡约会》以自己多次访问过的约旦佩特拉古城为背景，死者被发现时躺在古迹前的长椅上。1945年的小说《死亡终局》的灵感源于其好友、埃及学家斯蒂芬·格兰维尔提供的赫考纳克特纸草书，根据草书上一位祭司写信抱怨家人苛待其情妇，她虚构了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古埃及底比斯的犯罪故事，这也是阿加莎唯一一部历史推理小说。

　　当然，阿加莎关于中东和考古最经典的小说还是1937年出版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说源于她在1933年与丈夫和女儿前往考古现场时停经埃及，乘坐苏丹号邮轮游览尼罗河的经历。小说中提到了卡纳克神庙、阿布辛贝神庙、菲莱神庙等古迹，设计了一个名叫里凯蒂先生的角色，他自称是意大利考古学家，因为“全身上下都是考古学家，反而没有了一点人味”的反常表现被波洛侦探拆穿了间谍身份。小说接近尾声时，波洛吐出的那段话，大概是阿加莎经历考古工作后的切身感受，“你要清除松散的泥土，用刀子这里刮一下那里刮一下，直到最终你的目标显露出来，孤零零地呈现在眼前……这就是我一直努力做的——清除无关的因素，以便我们能够看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