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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是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文明化的必然产物，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客观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利益群体大量涌现，行业意识、社团意识、地域意识、阶层意识等都在不断增强之中，利益分化和多元格局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决策所面临的新情况。价格听证会便是政府与政府外组织、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公共决策行为，是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契约平台。价格听证意味着政府管理手段从直接的行政干预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的宏观调控为主，政府管理价格的方式从注重定价、调价等日常价格工作转变为注重市场规范管理、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建立价格法规体系等方面的工作上来。自1998年《价格法》实施以来，我国各级价格机构围绕如何建立听证制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价格听证逐步为社会所接受。从关起门来定价、一纸通知执行到举行听证会，让公众知情参政，应该说中国在引进民主议政机制、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方面跨出了重要一步，这是经济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发展。第二，听证公正性不足。听证会的公正性，不仅是听证会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也是听证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所要达到的共同目标。所谓听证的公正性，不仅要保证结果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保证程序的公正性。在当前情况下，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在关涉听证的行业多半仍然摆脱不了行政的羁绊，残留相当多的“政企不分”的阴影，于是在举行价格听证会场合当中脱不了“合谋”的干系，致使价格听证会成为的“走过场”。由于政府部门利益与投资者利益相连结，调价结果迟迟得不到落实直至只听不证、无疾而终。这种只听不证的决策怪象和听证失语，是有悖于听证会初衷的，是对听证公正性价值的扭曲。公正性仅仅成为口头的说辞，而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在价格听证会制度的程序设计上，至少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代表的确定与分类、听证的时机与场合、听证的制度性保障等。但是，从我国《价格法》、《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等规定来看，关于价格听证会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存在很多空白与不足之处。例如，听证会代表人选的确定程序规定得较为笼统，使得实践中，代表人选的确定往往比较随意，缺乏科学性。再如，在违反听证会制度的法律责任问题上，现有规定较为简单、笼统，使得相关规定成为“没牙”的摆设，价格听证会在实践中也只能发挥有限的讨论作用。